人类的服装自诞生以来除了具有防寒保暖等最基础的功能之外，还具有表达自我，展示文化和社会权力体系的作用。

在人类社会的某些时期，这些非功能作用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功能，被提升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。比如拿破仑时期，一些欧洲的小国家经常会因为买不起军服而养不起军队。

▲每一位士兵都是精致boy…

在古代中国，服制等级森严，服装甚至可以与政治危机挂钩：

▲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圣人赐布衣给丞相

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呢？有必要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服装是构成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认同习惯。

唐朝时女性袒胸露乳，穿男装，司空见惯，而到了宋朝，这些服装通通都消失了。被消失的不仅仅是服装风格本身，还有开放的文化价值观，雍容浪漫的审美情趣，这些定义“大唐气息”的隐形存在。

宋朝统治者自然不想看到自己的子民，对唐朝念念不忘。因此需要通过改造每天要穿的服装，审美文化等，把“唐人”变成“宋人”。

由此可见，服装这种“小问题”，被各类社会运动所重视，作为改造的重点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
至于我们现在的服装，当然也是一连串社会变革的产物，今天的女装不仅是审美的成果，更是社会文化发展甚至权力体系改变的结果，深受兴起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女权运动的影响。

男性化女装的出现

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是女权运动的第一个浪潮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女性争取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，拓宽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。

▲1906年，妇女社会政治同盟领袖在开会

女性开始渴望走出家庭去接受教育，去工作。轻便易穿着，功能性强的女装，开始被社会需要。

二十世纪初，法国设计师保罗·布瓦列特提出了“把女性从紧身胸衣的暴政中解放出来”的口号，立足于胸衣，率先向传统女装宣战。

他在1903年设计出了不使用衬裙的长裙，并在1906年设计出了使用弹性材料制成的胸罩。这些设计具有明确的革命内容：把服装设计核心放到女性身体的自然轮廓上，减少人为修饰。

在布瓦列特发明弹性胸罩十年之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社会生产力严重短缺，国家不得不组织妇女进入工厂参加战争物资的生产。

为了提高生产效率，这些妇女就必须脱下长裙，开始习惯身着男裤和工作服进行工作。

虽然这些服装依旧只被允许在特定场合穿着，不能进入正式的日常生活。但总体上，还是为之后普遍的“男装女穿”，奠定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基础。

▲一战时的美国传令女兵

一战结束后，到了1920年代， 深受女性解放主义思想影响的可可·香奈儿提出了自己的女装设计理念。

她认为女性需要独立，起码在服装上女性应该拥有自己的观点，穿衣不应该为了取悦男性或者成为男性的玩物。

以这些思想为基础，香奈儿在女装样式，面料和配色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她开创性地为女性设计了运动服，经典的香奈儿套装裙和钟型帽。运动服和套装裙均使用采用直线剪裁，其目的在于提高衣服的舒适度，以及掩盖胸部，腰部和臀部的S曲线。钟型帽则是用来搭配男孩气质的短发。

在面料方面，香奈儿使用原本用来制作袜子的廉价针织面料，为女性工作者制作日常服装。

目的在于让她们无论是在做工，还是在乘坐汽车，火车，骑自行车时都能感到舒适自如。

到了1940年代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强制性地让女性走上了劳动岗位，女装也再一次地向机能化的男装靠拢。在这个时期，出现了风靡全球的军服式女装。

从此以后，女装设计与单纯强调温婉柔情，繁复装饰的传统女装划清了界限。轻巧便捷，易穿实用的特性正式成为了女装设计思想的一部分。

“男装化女装”的设计语言逐渐成熟

著名收藏家（也是圣罗兰的伴侣）皮埃尔·博格说：

“香奈儿让女人得到了身体上的解放，而圣罗兰则让女人与男人一样充满自信”。

▲左边是圣罗兰，右边是皮埃尔·博格

在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（20世纪六十年代前后）中，设计师圣罗兰在女性主义作家乔治·桑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之下，为女性设计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服装。

其中最经典的是款式简洁，剪裁考究的衣裤套装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吸烟装（Le Smoking）。

圣罗兰巧妙的将男式西服样式与女装的剪裁特点相结合，收紧了上衣的腰线，改变了领口的形状和曲线，使魁梧硬朗的西服上装显得细腻精致。

一个人能在公共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从来都不只与这个人本身的喜好和意志有关。女权运动对女装设计的影响历程，生动地展示出了这一点。

女权运动发展到今天，已不再是只为女性争取利益的运动，它想要创造的是一个男女共同肩负社会责任，推动社会发展的世界。这个世界的服饰文化，平等而包容。

女人不会因为穿衣被“荡妇羞辱”，男人也不会因为喜欢装扮自己而被蔑称为“娘炮”。

我想，这样的世界，大概才会有将内在美和外在美，等而视之的可能，社会审美价值观才有机会做到真正的不“以貌取人”。